北京798 从军工厂到艺术区
一边是工厂一边是画廊；一边是工业生产，一边是艺术创作；一边是秩序规范，一边是率性随意，这就是今天的798。骑车的工人和自驾车的艺术经营者，行驶在同一条大道上。
当年工厂工人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15分之间进行的广播操，在锻炼身体和培养集体意识的同时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创造了某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。
798工厂的厂房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原东德的建筑师设计的。图为当年厂房修建时，工人们在厂房拱顶上铺设钢筋
如今的798是中国城市文化的急先锋，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尚新宠，一个过去与未来、现实与理想、荒诞与正经奇幻组合的试验场……从军工厂到艺术区，这一改天换地的转变，其步伐之快、势头之猛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其原因何在？我们从中可得到哪些启发？
在策划“工业遗产”专题时，798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被我们“相中”。作为一个工业遗产，798与上海江南造船厂或沈阳铁西区的大型工厂显然不能相提并论，但我们选择它却是基于另一种典型性：从工厂区到艺术区，从工业到后工业，从沉寂到活跃，从保守到创新，从封闭到开放，从低租金到高代价，从纯民间到政府的介入……一切的转变都是在不经意中“转瞬”即成。
798过去是大型国有军工企业。也叫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，此前是718联合厂（即华北无互电器材联合厂）的三分厂，曾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1964年4月718联合厂分家，才有了798厂。自上个世纪90年代，聚集在酒仙桥地区的各电子工厂均大规模转产或停产。经过企业调整，797、798、706等七个工厂合并为七星集团。现在的798艺术区也称大山子艺术区，是对七星集团属下这一区域的统称。
第一次采访是在4月21日，那也是我的第一次798之行。如果不是有熟人指引，要想找到798艺术区可能会多费一些周折。进入艺术区的东门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，墙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“酒仙桥路4号”。
从院门到798艺术区还有一段距离。这一片原是718厂的厂区，路边矗立的宏源公寓和相对成熟的社区环境，暗示着原来的工厂区曾经历过房地产开发时代。再往前行，工厂的面貌逐渐清晰，横七竖八的管道，高耸的烟囱，“文革”时期的标语，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，以及不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，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工厂；而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，画廊、工作室的指示标牌，引人注目的雕塑作品，时髦的青年和穿梭往来的外国游客，一切又构成了极强的艺术和时尚氛围。少时记忆中的工厂环境与奇思幻想的艺术构思的组合，让人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。
这是一个氛围独特的工厂，同时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区。工业与艺术，竟能彼此相安，甚至相得益彰，这在中国的其他工厂中是难得一见的。我想了解这一特例是如何产生的，或许这对中国的其他工厂有些借鉴意义。我把采访的目标锁定在黄锐、徐勇、李向群和田畑幸人等人身上，因为他们都是798这个过去的军工厂向如今的艺术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。
田畑幸人：我的存在给欧美艺术机构的进入吃了定心丸。
正逢798一年一度的艺术节，我们约好了在798的“老工厂”咖啡厅与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的老板田烟幸人见面。坐在他旁边的手钱和加子是个文静而漂亮的日本女孩。她是前天从东京飞到北京，专为参加第二天下午的“日本动漫展”的开幕式，赶到798时已是晚上10点。我很关注她对798的第一印象。
“我感到是进到了一个大工厂，隐约中，可以看到高大的烟囱，大体积的厂房。但第二天就不是这个感觉了，这里有很多展览，有很多有活力的艺术家和艺术活动，来参观的人也很多，这在东京是不能想象的。”
这是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，在798的两天已让她兴奋不已。与和加子喜形于色形成对照，田畑幸人显得很理性。他说他每个月都要从东京往返北京一次，兼顾东京画廊和北京东京艺术工程两边的经营。而798艺术区的形成乃至发展到如今的规模，都和他有一定的关系。
“我的东京画廊建于70年代，从1989年就介绍中国的艺术家来日本。我一直想在北京或上海开一家画廊。但上海的商业气息浓，我更喜欢北京的文化艺术氖围。通过朋友黄锐的介绍，我来到这个工厂。2002年，我决定把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设在这里，一是因为这儿的面积很大，二是便宜，即使失败了，损失也不会很大。我刚来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家书店，据说现在有几十上百个岂术家入住了。”
他所说的第一家书店是美国人罗伯特的艺术书店，而罗伯特本人也对798艺术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，外国人对798的关注和参与，便与他密切相关。
“作为首批进入798的艺术机构，你觉得自己对798岂术区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?”我问他。
“欧美画廊刚开始对进798持一种怀疑态度，但东京画廊这几年在798的持续发展，给他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。我展览的都是中国有性格的艺术家的作品，是非主流的，但也没受到政府限制。我的存在给欧美面廊吃了定心丸。”
其实田畑幸人对北京798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，他对厂房建筑价值的认定，也起列积极的作用。
“最初来时，吸引我的就是这里厂房的建筑风格。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东方式的，而是欧洲式的风格。日本没有这样风格的建筑，甚至这种风格的建筑在亚洲也小多见。能在中国看到这样的建筑，并在这样的建筑中举办艺术展览，非常有意思。”
他所说的这种建筑是德国包豪斯风格的。通过翻阅资料，我知道这片厂区是由原民主德国援建的，1954年秋开始动工，1957年10月建成。当年邀请了50多位德国专家进行建筑设计，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和包豪斯设计理念。
徐勇：进入厂区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有一种感动。
现在没人说得清谁是第一个进驻798的艺术家，但改变798命运的灵魂人物肯定少不了徐勇。
徐勇是以拍胡同而出名的摄影师。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我们如约来到徐勇的时态空间。这是798艺术区中颇具代表性的地标式建筑，1200多平方米的典型包豪斯风格的厂房几乎没有任何装饰。角落里保留着4台机床，墙壁上红色的“文革”标语很是醒目。我注意到有一行不是很大的字：“124夺权就是好”。那是1967年的1月24日，厂里的工人把厂领导的权夺了，这件事被工人大书特书在车间的墙上。其实这些标语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，它已成为一种符号，代表着中国20世纪60年代所特有的信息。而50年代的信息则主要通过德国人设计的厂房和制造的机器表现出来。也许这便是徐勇为他的空间所赋予的“时态”含义。
徐勇是2002年来的，那时罗伯特已经入驻厂区，徐勇时常过来玩。“当时工厂正在转型。按原有的规划，这里是要被拆除的，改造成一个电子城。我准备租的这个厂房已经闲置了5年，一片破败，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，到处是油垢、尘土，但厂房建筑非常高大，空间非常好，我当时就决定大面积地租下来。”
“当时租金很便宜，6毛多一平方米。我觉得这里的厂房和胡同很像，它们在我眼里都是一种可利用的人文资源。这个厂按照它原来的价值，经过50年的折旧，它的资产价值已经为零了，但经过50年的积累，它的内涵反而更丰富了。工厂经历了从新中国刚刚成立、中苏友好时期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，一直到改革开放，整整跨越了50年的历程。所以一进入厂区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有一种感动在里面，在这里体验到的不仅是现代的艺术，还有中国的历史。”
“我现在租的厂房以前是陶瓷零件的加工车间。”徐勇是洛阳工学院毕业的，当过工程师，对工厂的机械设备相当了解。“这个车间起码有100来个工人，里面是车间主任的办公室和模具库，我把它改成当代艺术书店。后面的酒吧也是个车间。酒吧里桌子的支撑都是机器的附件，我特意保留了很多工业的元素，把它们作为一种装饰。”
我现在所看到的时态空间是徐勇经过8个月、投入100多万改造成的。其实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。当时租约合同签3年，2005年这里是要被拆除的，那么前期的投入也就白费了。而艺术家的闯入和他们有声有色的当代艺术活动，却改变了工厂原有的规划。
“七星集团一开始把厂房廉价地租给我们，是对闲置厂房的一种利用。但无心插柳柳成阴，想不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艺术区。2003年我们推出了一个‘再造798’的活动，所有的空间，都同一天对外开放。当时活动的影响很大，一天来了上千人，是北京当代艺术活动从来没有过的规模。”徐勇滔滔不绝。
从2003年的“再造798”，到随后的三个艺术节中，参与的艺术家和机构的快速递增：从2004年的10家左右，到2005年的40多家，再到今年的80多家，798当代艺术活动的跳跃式发展，已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。
“我把这个过程比喻为烧开水，从0度到99度，有一个水温慢慢积累的过程，一旦到了99度，就沸腾了。北京改革开放将近20年，就像烧开水的过程。同样是北京民间自发形成的活力地带，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什刹海、中关村相比，798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升温到沸腾的过程。”徐勇解释说。
李向群：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，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。
我们采访李向群的那个下午，天阴沉沉的，好像要下雨的样子。顺着指示路牌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向群的“0工场”。这是厂区中的一个独立4层小楼，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建筑，以前曾是厂区的食堂，周末的时候，也兼作舞厅，里面的面积就可想而知了。
我采访的每个人，都会给我讲一段他所经历的798的历史，李向群也不例外。“当时中央美院做抗占纪念馆的雕塑作品，知道这里有闲置厂房，就租下来做雕塑放大工厂，那大概是1998年的事情。”
“当年你来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的？”我问他的时候其实更想了解798从一个工厂转型到一个艺术区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点。
“这儿给我的印象很冷清，有点儿像今天阴天的感觉。我刚来时，雕塑工厂对面的厂还在生产，后来就停了。与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期相比，早已今非昔比了。”
其实798的衰微，不仅仅是传统电子工业的退化，也是国营老工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。而正是它的衰落，才给艺术家的进驻带来机会。我知道798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，作为人大代表的李向群提出的一项议案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我想知道798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。
“当时物业说准备把地给卖了建公寓，大家都紧张了，开始出谋划策想办法。当时我正好要去开人代会，决定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议案提上去。我还清晰记得那是2月18日，是提交议案的最后一天，我把议案交给人大秘书处，题目叫‘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，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’。”
我知道关于工厂拆与留的问题已经是过去时了，现在798已被北京市定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。那么798以后的发展会如何呢？
“这取决于北京市的政策法规。现在798面临的最大危机可能就是房价问题，这直接关系到这里艺术家的生存。虽然涨价提租是必然的趋势，但不应当这么快。像艺术家自己花钱改造、搭建的楼层也算面积，这点极不合理。继续这么下去，这里的艺术家可能真的走了。”
但艺术家为何不去像北京机床厂或像首钢这样的地方呢？
“798的条件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。798位于朝阳区，这里离首都机场、艺术学院、东部新的使馆区、CBD都很近，这意味着它更容易走向国际化。以前艺术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像宋庄等地，位置比较偏远，而且那个地方是属于内向、封闭型的，798是开放和外向型，是展示给大家看的，所以能留住人。”
706厂的老工厂：798的变化和发展，与我们没关系！
又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准备去706厂，那里也有一个大型展览。无意间看到一位工人师傅推着摩托向我迎面走来。周末厂区里游客很多，但很少看到工人，所以看到他感到很新鲜，更主动上前与他攀谈起来。我特别想知道工人对现在厂里的变化有什么感觉。
“艺术家刚进来时，没什么感觉，我们还在工厂干呢。我进厂时16岁，初中毕业，是1970年，国家分配来的。”
老师傅姓高，是一名车工，2002年内退，一个月拿400元退休金，目前在厂区中一个私人承包的车间干活。他的哈利摩托车是前年花8000多元买的，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并窘迫。他的工友有的还在厂里干，一个月挣1000来块钱。
“租出去的厂房多了，按说厂里的效益会更好，会改善你们的福利吗？”
“没有感觉。”他的回答开始变得简短起来。“那是我们车间。”他指着我要去的706厂。
我请他陪我一起去看—下他工作过的地方，他痛快地答应了。穿过一条马路就属706厂区范围了。“这儿原来的绿化比现在好，环境也比现在好。”从他的只言片语中，我能明显感到他对老工厂的眷恋。“这是德国人1956年帮助建的。瞧脚底下有坑的，以前都是放车床的。这是电缆沟，我的机床就在这儿。我在这儿的时间最长了。”
他带我走进厂房时，硕大的空间让入震惊，比徐勇的时态空间还要开阔。这是一个“原生态”的旧车间，玻璃是破碎的，还没有人为清理整修的痕迹。我跟着师傅走到他曾工作的地方，但那儿已经不见有机床。
“窗户为什么都朝北开呢?”
“朝北太阳光不会直射。铁、钢这些金属零件反光，太阳一射，就看不清了。我们生产的零件用来制作光学设备，是属于电子专用设备。以前是国家下达任务，后来市场经济，国家不管了，我们就做起了游乐设备。”
“对这个厂的变化和发展有什么想法?”我问他。
“无所谓，和我们没关系。以前还进来看看新鲜，现在不常来了，上班忙没时间，下班就赶紧回家做饭去了。”
黄锐：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。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，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。
与北京东京艺术工程比邻而居的是798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一一黄锐，他的工作室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私人空间。“我进来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屋子，我决定要住在这里，这儿的环境、氛围、气场，一下子把我吃掉了”
他的空间另具一格。9米高的厂房经过改造变成两层，一层是会客室和餐厅、厨房，二层是卧室和工作室。跟着主人来到二层，既有曲径通幽的巧思，更有豁然开朗的达观。拱形房顶上还保留着老厂房原有的风道口。工作室里的一个木箱应该也是厂里的老物件，上面有语录，还有“电工”、“钳工”等字样。在北京，在紧张的现代都市生活中，能拥有这样一个奢侈的生活和工作空间，本身就标志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。
对黄锐的采访是从他主编的《798工厂》一书聊起的。从他编的书里，我知道在50年之前，这里是一片100多万平方米的洼地。当时国家直接拨款900万卢布，折合人民币1．5亿元，筹建新中国的电子工业基地。当时这属于国家级战略工程，代号718。
718联合厂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援建的156个项目外单独设立的第157个项目，其他156个项目部由前苏联援建。中国提出要建设电子工业基地，而当时苏联的电子工业也是从东德引进，所以援建电子工业的计划就转向与东德合作。
《798工厂》编于2004年。“编这本书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，但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，就是要保护这个老工厂。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，我们开始挖掘这个厂的历史。”黄锐解释道。“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实际是想给政府一个启示，一种情绪上的冲击。这儿过去有辉煌的历史，国家投入那么多，而且还曾是一个时代的骄傲。”
确实，书的记录方式很客观，尤其是工厂的老照片，很珍贵。而大多数人，都在不经意间，把那一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历史给遗忘了。从黄锐那儿我了解到，这部书是艺术家“再造798”的一个后续产品，它和李向群向人大提出的保护798的议案起着异曲同工的作用。
艺术家们联合保护798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不过作为策展人，黄锐总是会给人一些出奇不意，他更关注现在和未来的798。
“其实798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化的一种觉醒力量。当代艺术的最大魅力是脱离条条框框。现在这里被定位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，文化创意的主角是艺术家，但许多官员到我们这儿来时都指指点点。”黄锐说话的语速很慢，但笑声却很爽朗。
“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。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，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，让它传染到周边的地区。”
我们：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，798成为一个中国创造。
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还有很多。虽然只和七星集团物业公司的戴嘉琪书记打了一个照面，但他的和蔼与干练，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把我带到刚刚成立不久的798艺术区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我见到的4名工作人员，都是从七星集团抽调过来的，他们的新工作还没有走入正轨。
而关注798的人却更多。一直从事景观设计研究的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分析说：厂房之所以赢得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青睐，是因为工业建筑有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建筑和景观，因而可容纳各种非日常的活动，为艺术家的个性设计和创造提供非同寻常的体验；旧建筑是有历史和故事的，通过物质的元素，给空间带来一种非物质的氛围，并弥漫四周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场所感。这是新的建筑设计所不能带来的。
我的朋友阿健也对我说：“与三里屯酒吧或后海那儿比，这儿的空间和距离更充裕一些，没有一点儿拥挤和压抑的感觉，可以长时间的待；很多看上去完全没有用的东西，像破房子、旧台子什么的，好像都是你的。很多男孩子天生都有机械情节，都挺迷恋工业氛围的，老厂房能让他们撒点野。”阿健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现在不是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吗?我觉得798现象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就是不要把什么都拆了建新的，旧的加以合适的改造，也会非常好。这样既节约又舒服，还能保留历史。我们的城市总是在完全否定旧的基础上建新的，但有些新的东西其实很丑。”
随着对798了解的加深，我们对它的关切也更多更深。
798虽然只是军工厂的代号，但对于艺术家来说，却是一个巧妙的组合：798，三个顶天立地的数字。
对于过去的798来说，一切都是全新的。798厂在今天的命运是当年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无法预料的。但现在大量进驻的艺术家和文化机构，又有谁能预料798未来的命运?
如果说我们正处在前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转折点上，那么798的存在便是这一转折的见证，从标准化的规模生产，到突出创意和个性，798浓缩了这期间各种变化的缩影。
但798在中国并不孤立。除北京外，上海、昆明、成都、广州等地也都有类似的区域。798的发展以及北京政府所承担的角色，也许会对全国起到示范作用。
798也许是中国离世界最近的地方。2003年，北京首度入选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年度十二大世界城市，原因之一就是798艺术区的存在和发展，证明了北京作为世界大都会的能力和潜力。国外媒体认为798艺术区是中国的希望；在798，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无法显示的当代中国历史，可以看到不同年代中国最有创造力和代表性的内容，可以看到一个诚实的和真实的中国。以至有人称：来北京去了长城、故宫而没有去798艺术区，就算是没有去过北京，就算是不了解中国。
798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。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,798成为引人注目的“中国创造”
在策划“工业遗产”专题时，798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被我们“相中”。作为一个工业遗产，798与上海江南造船厂或沈阳铁西区的大型工厂显然不能相提并论，但我们选择它却是基于另一种典型性：从工厂区到艺术区，从工业到后工业，从沉寂到活跃，从保守到创新，从封闭到开放，从低租金到高代价，从纯民间到政府的介入……一切的转变都是在不经意中“转瞬”即成。
798过去是大型国有军工企业。也叫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，此前是718联合厂（即华北无互电器材联合厂）的三分厂，曾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1964年4月718联合厂分家，才有了798厂。自上个世纪90年代，聚集在酒仙桥地区的各电子工厂均大规模转产或停产。经过企业调整，797、798、706等七个工厂合并为七星集团。现在的798艺术区也称大山子艺术区，是对七星集团属下这一区域的统称。
第一次采访是在4月21日，那也是我的第一次798之行。如果不是有熟人指引，要想找到798艺术区可能会多费一些周折。进入艺术区的东门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，墙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“酒仙桥路4号”。
从院门到798艺术区还有一段距离。这一片原是718厂的厂区，路边矗立的宏源公寓和相对成熟的社区环境，暗示着原来的工厂区曾经历过房地产开发时代。再往前行，工厂的面貌逐渐清晰，横七竖八的管道，高耸的烟囱，“文革”时期的标语，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，以及不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，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工厂；而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，画廊、工作室的指示标牌，引人注目的雕塑作品，时髦的青年和穿梭往来的外国游客，一切又构成了极强的艺术和时尚氛围。少时记忆中的工厂环境与奇思幻想的艺术构思的组合，让人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。
这是一个氛围独特的工厂，同时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区。工业与艺术，竟能彼此相安，甚至相得益彰，这在中国的其他工厂中是难得一见的。我想了解这一特例是如何产生的，或许这对中国的其他工厂有些借鉴意义。我把采访的目标锁定在黄锐、徐勇、李向群和田畑幸人等人身上，因为他们都是798这个过去的军工厂向如今的艺术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。
田畑幸人：我的存在给欧美艺术机构的进入吃了定心丸。
正逢798一年一度的艺术节，我们约好了在798的“老工厂”咖啡厅与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的老板田烟幸人见面。坐在他旁边的手钱和加子是个文静而漂亮的日本女孩。她是前天从东京飞到北京，专为参加第二天下午的“日本动漫展”的开幕式，赶到798时已是晚上10点。我很关注她对798的第一印象。
“我感到是进到了一个大工厂，隐约中，可以看到高大的烟囱，大体积的厂房。但第二天就不是这个感觉了，这里有很多展览，有很多有活力的艺术家和艺术活动，来参观的人也很多，这在东京是不能想象的。”
这是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，在798的两天已让她兴奋不已。与和加子喜形于色形成对照，田畑幸人显得很理性。他说他每个月都要从东京往返北京一次，兼顾东京画廊和北京东京艺术工程两边的经营。而798艺术区的形成乃至发展到如今的规模，都和他有一定的关系。
“我的东京画廊建于70年代，从1989年就介绍中国的艺术家来日本。我一直想在北京或上海开一家画廊。但上海的商业气息浓，我更喜欢北京的文化艺术氖围。通过朋友黄锐的介绍，我来到这个工厂。2002年，我决定把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设在这里，一是因为这儿的面积很大，二是便宜，即使失败了，损失也不会很大。我刚来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家书店，据说现在有几十上百个岂术家入住了。”
他所说的第一家书店是美国人罗伯特的艺术书店，而罗伯特本人也对798艺术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，外国人对798的关注和参与，便与他密切相关。
“作为首批进入798的艺术机构，你觉得自己对798岂术区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?”我问他。
“欧美画廊刚开始对进798持一种怀疑态度，但东京画廊这几年在798的持续发展，给他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。我展览的都是中国有性格的艺术家的作品，是非主流的，但也没受到政府限制。我的存在给欧美面廊吃了定心丸。”
其实田畑幸人对北京798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，他对厂房建筑价值的认定，也起列积极的作用。
“最初来时，吸引我的就是这里厂房的建筑风格。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东方式的，而是欧洲式的风格。日本没有这样风格的建筑，甚至这种风格的建筑在亚洲也小多见。能在中国看到这样的建筑，并在这样的建筑中举办艺术展览，非常有意思。”
他所说的这种建筑是德国包豪斯风格的。通过翻阅资料，我知道这片厂区是由原民主德国援建的，1954年秋开始动工，1957年10月建成。当年邀请了50多位德国专家进行建筑设计，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和包豪斯设计理念。
徐勇：进入厂区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有一种感动。
现在没人说得清谁是第一个进驻798的艺术家，但改变798命运的灵魂人物肯定少不了徐勇。
徐勇是以拍胡同而出名的摄影师。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我们如约来到徐勇的时态空间。这是798艺术区中颇具代表性的地标式建筑，1200多平方米的典型包豪斯风格的厂房几乎没有任何装饰。角落里保留着4台机床，墙壁上红色的“文革”标语很是醒目。我注意到有一行不是很大的字：“124夺权就是好”。那是1967年的1月24日，厂里的工人把厂领导的权夺了，这件事被工人大书特书在车间的墙上。其实这些标语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，它已成为一种符号，代表着中国20世纪60年代所特有的信息。而50年代的信息则主要通过德国人设计的厂房和制造的机器表现出来。也许这便是徐勇为他的空间所赋予的“时态”含义。
徐勇是2002年来的，那时罗伯特已经入驻厂区，徐勇时常过来玩。“当时工厂正在转型。按原有的规划，这里是要被拆除的，改造成一个电子城。我准备租的这个厂房已经闲置了5年，一片破败，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，到处是油垢、尘土，但厂房建筑非常高大，空间非常好，我当时就决定大面积地租下来。”
“当时租金很便宜，6毛多一平方米。我觉得这里的厂房和胡同很像，它们在我眼里都是一种可利用的人文资源。这个厂按照它原来的价值，经过50年的折旧，它的资产价值已经为零了，但经过50年的积累，它的内涵反而更丰富了。工厂经历了从新中国刚刚成立、中苏友好时期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，一直到改革开放，整整跨越了50年的历程。所以一进入厂区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有一种感动在里面，在这里体验到的不仅是现代的艺术，还有中国的历史。”
“我现在租的厂房以前是陶瓷零件的加工车间。”徐勇是洛阳工学院毕业的，当过工程师，对工厂的机械设备相当了解。“这个车间起码有100来个工人，里面是车间主任的办公室和模具库，我把它改成当代艺术书店。后面的酒吧也是个车间。酒吧里桌子的支撑都是机器的附件，我特意保留了很多工业的元素，把它们作为一种装饰。”
我现在所看到的时态空间是徐勇经过8个月、投入100多万改造成的。其实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。当时租约合同签3年，2005年这里是要被拆除的，那么前期的投入也就白费了。而艺术家的闯入和他们有声有色的当代艺术活动，却改变了工厂原有的规划。
“七星集团一开始把厂房廉价地租给我们，是对闲置厂房的一种利用。但无心插柳柳成阴，想不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艺术区。2003年我们推出了一个‘再造798’的活动，所有的空间，都同一天对外开放。当时活动的影响很大，一天来了上千人，是北京当代艺术活动从来没有过的规模。”徐勇滔滔不绝。
从2003年的“再造798”，到随后的三个艺术节中，参与的艺术家和机构的快速递增：从2004年的10家左右，到2005年的40多家，再到今年的80多家，798当代艺术活动的跳跃式发展，已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。
“我把这个过程比喻为烧开水，从0度到99度，有一个水温慢慢积累的过程，一旦到了99度，就沸腾了。北京改革开放将近20年，就像烧开水的过程。同样是北京民间自发形成的活力地带，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什刹海、中关村相比，798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升温到沸腾的过程。”徐勇解释说。
李向群：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，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。
我们采访李向群的那个下午，天阴沉沉的，好像要下雨的样子。顺着指示路牌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向群的“0工场”。这是厂区中的一个独立4层小楼，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建筑，以前曾是厂区的食堂，周末的时候，也兼作舞厅，里面的面积就可想而知了。
我采访的每个人，都会给我讲一段他所经历的798的历史，李向群也不例外。“当时中央美院做抗占纪念馆的雕塑作品，知道这里有闲置厂房，就租下来做雕塑放大工厂，那大概是1998年的事情。”
“当年你来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的？”我问他的时候其实更想了解798从一个工厂转型到一个艺术区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点。
“这儿给我的印象很冷清，有点儿像今天阴天的感觉。我刚来时，雕塑工厂对面的厂还在生产，后来就停了。与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期相比，早已今非昔比了。”
其实798的衰微，不仅仅是传统电子工业的退化，也是国营老工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。而正是它的衰落，才给艺术家的进驻带来机会。我知道798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，作为人大代表的李向群提出的一项议案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我想知道798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。
“当时物业说准备把地给卖了建公寓，大家都紧张了，开始出谋划策想办法。当时我正好要去开人代会，决定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议案提上去。我还清晰记得那是2月18日，是提交议案的最后一天，我把议案交给人大秘书处，题目叫‘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，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’。”
我知道关于工厂拆与留的问题已经是过去时了，现在798已被北京市定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。那么798以后的发展会如何呢？
“这取决于北京市的政策法规。现在798面临的最大危机可能就是房价问题，这直接关系到这里艺术家的生存。虽然涨价提租是必然的趋势，但不应当这么快。像艺术家自己花钱改造、搭建的楼层也算面积，这点极不合理。继续这么下去，这里的艺术家可能真的走了。”
但艺术家为何不去像北京机床厂或像首钢这样的地方呢？
“798的条件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。798位于朝阳区，这里离首都机场、艺术学院、东部新的使馆区、CBD都很近，这意味着它更容易走向国际化。以前艺术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像宋庄等地，位置比较偏远，而且那个地方是属于内向、封闭型的，798是开放和外向型，是展示给大家看的，所以能留住人。”
706厂的老工厂：798的变化和发展，与我们没关系！
又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准备去706厂，那里也有一个大型展览。无意间看到一位工人师傅推着摩托向我迎面走来。周末厂区里游客很多，但很少看到工人，所以看到他感到很新鲜，更主动上前与他攀谈起来。我特别想知道工人对现在厂里的变化有什么感觉。
“艺术家刚进来时，没什么感觉，我们还在工厂干呢。我进厂时16岁，初中毕业，是1970年，国家分配来的。”
老师傅姓高，是一名车工，2002年内退，一个月拿400元退休金，目前在厂区中一个私人承包的车间干活。他的哈利摩托车是前年花8000多元买的，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并窘迫。他的工友有的还在厂里干，一个月挣1000来块钱。
“租出去的厂房多了，按说厂里的效益会更好，会改善你们的福利吗？”
“没有感觉。”他的回答开始变得简短起来。“那是我们车间。”他指着我要去的706厂。
我请他陪我一起去看—下他工作过的地方，他痛快地答应了。穿过一条马路就属706厂区范围了。“这儿原来的绿化比现在好，环境也比现在好。”从他的只言片语中，我能明显感到他对老工厂的眷恋。“这是德国人1956年帮助建的。瞧脚底下有坑的，以前都是放车床的。这是电缆沟，我的机床就在这儿。我在这儿的时间最长了。”
他带我走进厂房时，硕大的空间让入震惊，比徐勇的时态空间还要开阔。这是一个“原生态”的旧车间，玻璃是破碎的，还没有人为清理整修的痕迹。我跟着师傅走到他曾工作的地方，但那儿已经不见有机床。
“窗户为什么都朝北开呢?”
“朝北太阳光不会直射。铁、钢这些金属零件反光，太阳一射，就看不清了。我们生产的零件用来制作光学设备，是属于电子专用设备。以前是国家下达任务，后来市场经济，国家不管了，我们就做起了游乐设备。”
“对这个厂的变化和发展有什么想法?”我问他。
“无所谓，和我们没关系。以前还进来看看新鲜，现在不常来了，上班忙没时间，下班就赶紧回家做饭去了。”
黄锐：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。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，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。
与北京东京艺术工程比邻而居的是798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一一黄锐，他的工作室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私人空间。“我进来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屋子，我决定要住在这里，这儿的环境、氛围、气场，一下子把我吃掉了”
他的空间另具一格。9米高的厂房经过改造变成两层，一层是会客室和餐厅、厨房，二层是卧室和工作室。跟着主人来到二层，既有曲径通幽的巧思，更有豁然开朗的达观。拱形房顶上还保留着老厂房原有的风道口。工作室里的一个木箱应该也是厂里的老物件，上面有语录，还有“电工”、“钳工”等字样。在北京，在紧张的现代都市生活中，能拥有这样一个奢侈的生活和工作空间，本身就标志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。
对黄锐的采访是从他主编的《798工厂》一书聊起的。从他编的书里，我知道在50年之前，这里是一片100多万平方米的洼地。当时国家直接拨款900万卢布，折合人民币1．5亿元，筹建新中国的电子工业基地。当时这属于国家级战略工程，代号718。
718联合厂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援建的156个项目外单独设立的第157个项目，其他156个项目部由前苏联援建。中国提出要建设电子工业基地，而当时苏联的电子工业也是从东德引进，所以援建电子工业的计划就转向与东德合作。
《798工厂》编于2004年。“编这本书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，但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，就是要保护这个老工厂。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，我们开始挖掘这个厂的历史。”黄锐解释道。“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实际是想给政府一个启示，一种情绪上的冲击。这儿过去有辉煌的历史，国家投入那么多，而且还曾是一个时代的骄傲。”
确实，书的记录方式很客观，尤其是工厂的老照片，很珍贵。而大多数人，都在不经意间，把那一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历史给遗忘了。从黄锐那儿我了解到，这部书是艺术家“再造798”的一个后续产品，它和李向群向人大提出的保护798的议案起着异曲同工的作用。
艺术家们联合保护798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不过作为策展人，黄锐总是会给人一些出奇不意，他更关注现在和未来的798。
“其实798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化的一种觉醒力量。当代艺术的最大魅力是脱离条条框框。现在这里被定位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，文化创意的主角是艺术家，但许多官员到我们这儿来时都指指点点。”黄锐说话的语速很慢，但笑声却很爽朗。
“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。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，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，让它传染到周边的地区。”
我们：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，798成为一个中国创造。
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还有很多。虽然只和七星集团物业公司的戴嘉琪书记打了一个照面，但他的和蔼与干练，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把我带到刚刚成立不久的798艺术区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我见到的4名工作人员，都是从七星集团抽调过来的，他们的新工作还没有走入正轨。
而关注798的人却更多。一直从事景观设计研究的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分析说：厂房之所以赢得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青睐，是因为工业建筑有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建筑和景观，因而可容纳各种非日常的活动，为艺术家的个性设计和创造提供非同寻常的体验；旧建筑是有历史和故事的，通过物质的元素，给空间带来一种非物质的氛围，并弥漫四周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场所感。这是新的建筑设计所不能带来的。
我的朋友阿健也对我说：“与三里屯酒吧或后海那儿比，这儿的空间和距离更充裕一些，没有一点儿拥挤和压抑的感觉，可以长时间的待；很多看上去完全没有用的东西，像破房子、旧台子什么的，好像都是你的。很多男孩子天生都有机械情节，都挺迷恋工业氛围的，老厂房能让他们撒点野。”阿健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现在不是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吗?我觉得798现象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就是不要把什么都拆了建新的，旧的加以合适的改造，也会非常好。这样既节约又舒服，还能保留历史。我们的城市总是在完全否定旧的基础上建新的，但有些新的东西其实很丑。”
随着对798了解的加深，我们对它的关切也更多更深。
798虽然只是军工厂的代号，但对于艺术家来说，却是一个巧妙的组合：798，三个顶天立地的数字。
对于过去的798来说，一切都是全新的。798厂在今天的命运是当年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无法预料的。但现在大量进驻的艺术家和文化机构，又有谁能预料798未来的命运?
如果说我们正处在前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转折点上，那么798的存在便是这一转折的见证，从标准化的规模生产，到突出创意和个性，798浓缩了这期间各种变化的缩影。
但798在中国并不孤立。除北京外，上海、昆明、成都、广州等地也都有类似的区域。798的发展以及北京政府所承担的角色，也许会对全国起到示范作用。
798也许是中国离世界最近的地方。2003年，北京首度入选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年度十二大世界城市，原因之一就是798艺术区的存在和发展，证明了北京作为世界大都会的能力和潜力。国外媒体认为798艺术区是中国的希望；在798，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无法显示的当代中国历史，可以看到不同年代中国最有创造力和代表性的内容，可以看到一个诚实的和真实的中国。以至有人称：来北京去了长城、故宫而没有去798艺术区，就算是没有去过北京，就算是不了解中国。
798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。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,798成为引人注目的“中国创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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