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露、周璇同时“出镜”
在1990年年底一次偶然的火灾后，薛松从废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方法。他借鉴了西方利用现成物进行拼贴创作的概念，跳出了素材的限制，以烧制的方式来解构传统文化，以拼贴重置了流行的元素，使用文化符码来表现多层次的创作内涵。此次展览展出了薛松“古典流行”、“文字符号”、“古今对话”三个系列50多幅画作。
可口可乐、麦当劳出现在薛松的作品中。薛松表示，它们是外来文化的一个符号，当时创作这些作品的出发点，是为了表现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冲突融合。在展览现场，记者看到了一组可口可乐的作品，可口可乐的瓶子里呈现出中国山水画的风景。乍看上去，可可乐的瓶子有点像中国的鼻烟壶——鼻烟壶的内壁上经常会勾画中国山水。
中外明星们也出现在薛松的作品里，如梦露、周璇等。作品《欢迎 梦露》几乎是一张合成照片，梦露的玉照高悬上方，而背景则是各个年代人们的照片；而作品《大明星周璇》中，周璇的头像被镶嵌在五角星中，背景是清末民初的各阶层人群的照片。
“十几年下来，我的焚烧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比如，我有了很多夹子之类的工具，可以控制那些旧东西烧到什么程度。”
《天马行空——与徐悲鸿、弘仁对话》
徐悲鸿、丰子恺都被“恶搞”
薛松自然不忘与大师们对话。对话的方式就是将大师名作的画册烧毁后再重新拼贴，有些是再现原作，有点加入了其他背景。比如，在作品《天马星空——与徐悲鸿、弘仁对话》中，薛松将两位大师的作品烧毁后拼贴成了一张画。而丰子恺漫画《昔年欢宴处 树已高三丈》，薛松加入了现代化的都市场景，将“昔年欢宴处”的变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薛松透露：“作品里面的线条不是画出来的，而是用大师作品画册的灰烬勾画出来的。”
金钱在薛松的作品里别有一番含义，它可能也是一场洪水。商业时代，合作常常源于利益。作品《合作》的背景是中外钱币，中央是一个大大的“8”字，线条交汇处，两只手紧握在一起。
一场大火“救”了我
广州日报：听说你的这种创作风格与一场大火有关？
薛松：是的。我从上海美术学院毕业后在歌剧院做舞美设计，宿舍就在歌剧院的小剧场后面。那地方连续三年发生了三次火灾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90年的12月26日，小剧场装修到一半时突发火灾，大火足有十几米高，整个木结构的小剧场都被烧了，连玻璃都熔化了。大火烧毁了我的很多物品，对我来说，那是一场悲剧。当时，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。在火灾后的现场，我找到了一些烧坏的乐谱、书籍、床单、手帕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于是，我把它们收集起来，想着怎么样把它用到我的绘画里。当时，这种思路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，我在工作室里就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进行着各种不同的尝试。慢慢的，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楚，于是自己买材料自己烧。
广州日报：你最初用“烧烤”的方式进行创作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听说你太太也感到很奇怪？
薛松：很多同行还是看得懂的。至于普通观众，他们一方面觉得很奇怪，一方面又觉得很新鲜。当时，人们的确难以接受，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很苦闷，因为被边缘化，无法进入主流，办展览更是不可能的。1996年，我在上海美术馆办了一次展览，而在西方产生影响也是1996年在德国的一个展览。
广州日报：你的每幅作品都会用到成百上千的焚烧残片，会花费很多时间吧？
薛松：收集资料需要花很多时间，资料的来源有很多种，有些是朋友给的，有些是从旧书店买的。就像歌星唱歌一样，十几年下来，我的焚烧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比如，我有了很多夹子之类的工具，可以控制那些旧东西烧到什么程度。这些，都是一点点完善的。
广州日报：对于你自己作品的解读，你怎么看？有没有新的想法？
薛松：我的语言就是通过我的方式把很庞杂的东西融合在一起——有关系的、没有关系，甚至互相矛盾的。随着社会的变化，作品的内容也一直在往前发展。至于将来，有时说不清楚，如果有新的刺激，我会用我的表达方式去做。
薛松：现居上海，职业画家。198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。作品多次赴美国、英国、瑞士、丹麦、意大利、希腊、俄罗斯等国家参加展览。他将各种纸上出版物以燃烧的方式进行“消解”，使原本富含“意义”的话语载体变成残片和灰烬，作为绘画材料使作品包含多种冲突与消解。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张雨晴看来，薛松的艺术风格是普普艺术和东方意象的结合。而著名艺术评论家江梅表示：“薛松既是图像现成品的终结者，也是再生图像及其意义的创造者”。
